登康将麦克风移远，接听手机，开始还满不在乎，但是只听了不到三秒钟，就看到他脸色大变，用马来西亚语问了句什么话，语气很激动。随后他把麦克风扔在地上，转身就走。我连忙跟过去，酒吧里的人都在鼓掌奚落，可登康完全没理，出了酒吧大门，他再次接听手机，挂断后似乎有些没回过神来，左右看看，一时不知道怎么办。
  “出了什么事？”我问。
  登康喘了半天气：“亚罗士打的护理人员告诉我，说我父亲死了！”我大惊，连忙问原因。登康说护理人员称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，还给他父亲喂了些米粥。等十一点半例行巡查时，才发现他父亲已经死去多时。而且死状很奇特，两眼圆睁，张大了嘴，蜷缩在床边的墙角，手还指着大门的方向。身体居然像被胶水固定住了似的，手臂也没有放下。
  “怎么可能？”我自言自语，“难道是当年阴咒的作用再次发作吗？”
  登康摇摇头，说：“没有这种可能！降头咒语已经解开，就算时间太长，也是精神和魂魄受损，无法恢复到正常人水平。但不可能突然发作致死，除非……”
  我问：“除非有人用同样的阴咒，对你父亲再次施降头术？”登康看着我，什么也没有说，但他眼睛里冒着怒火，连我都害怕。
  登康要连夜从香港回马来西亚，我提出与他同行，有什么事也有个照应。但登康没同意，可能是不想让我插手。登康从机场飞到吉隆坡，再转长途大巴车来到亚罗士打，已经是次日过午。
  按他事后给我打电话的描述，其父亲的遗体存放在医院停尸间，按登康的要求，尽量保持其父临死之前的状态，以利分析。他父亲的身体仍然僵硬，还是团成一团的模样，右臂直直伸出，不知道指向哪里，眼睛大瞪着，眼珠的玻璃体混浊，嘴长得很大，似乎临死前看到了最可怕的东西。
  登康询问护理人员，那段时间有没有看到或听到什么异常。护理人员摇摇头，说已经问过其他人，什么也没有。从遗体中看不出什么，登康只好办理了手续，但并没有将尸体火化，而是葬在他在泗务老家的那座橡胶园中。
  在电话里，我也不好说什么劝慰的话。他父亲几年前中了自己儿子亲手下的降头，变成精神错乱，几年后在儿子的努力下，已经渐渐恢复。可没想到现在又突然暴毙，对登康来讲，这期间所付出的感情、耗费的心血和金钱，全部白费。
  “你当初用的是什么阴咒？”我问。
  登康缓缓地说：“就是比较普通的降头咒，马来西亚很多降头师都会。”我没再说什么，这样来讲，那问题可能就更加明显。这半年来虽然出了不少事，但到现在为止，所有的分家和对头，几乎都已经不在人世了。从阿赞尤到熊导游，从吴经理到高老板，难道是登康自己的仇家？
  我提出这个疑问，登康摇摇头：“不知道。我也接过不少生意，解落降都有，难免结仇，不知道是谁。”
  “可是就算有仇家，也是得冲着你来，为什么非要害你父亲？”我问，“会不会是鬼王干的？他前阵子不知道怎么得知你父亲还活着，要你要么杀父要么杀阿赞巴登。当初他说给你一个月时间，现在……好像已经过了吧？”
  登康说：“三十五天。”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没想到登康居然记得这么清楚。我对他说，这事得仔细调查才有可能知道真相，用不用我帮忙。可以找方刚和老谢，他们在东南亚各国都能有些朋友，也许帮得上忙，登康没说话。
  我给方刚和老谢分别打去电话通报，他们俩也很惊讶，方刚说：“他妈的，除了鬼王还能有谁，非要对一个半病不病的老头子下手？这回绝不能放过他！”
  “可是没有证据，万一到时候搞错人了呢？”我问。
  方刚说不需要证据，也不可能搞错人，鬼王这种人，连自己的亲人都肯落降，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。他答应给在菲律宾的朋友打电话，帮着调查调查。
  晚上，老谢也给我打来电话，告诉我他认识吉隆坡机场的朋友，能调出这几天从菲律宾到马来西亚机场的乘客名单，可以提供给登康，看他是否有认识的人。我连忙说那当然好，让老谢尽快搞定这事。
  从香港回到沈阳，一桩又一桩的突发事件让我很疲惫，同时也觉得鬼王似乎正在成为最大的敌人。当然现在和我们还没太大关系，主要是针对登康和阿赞巴登。但他俩跟我和方刚已经不是普通的合作伙伴，而是好朋友，甚至是唇齿相依的关系，所以，我下意识认为鬼王也是我的敌人，至少不是朋友。俗话说：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而朋友的敌人呢，算不算也是敌人？
  小何姑娘得知我回沈阳之后，马上来找我，很不高兴地问我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没了没了的折腾的生意。我无奈表示这都是自己无法控制的，要么就得折腾做生意，要么就老老实实在沈阳呆着，但也没什么钱赚。
  “就不能既在沈阳呆着，又有钱赚？”小何姑娘问。我笑着说哪有这么好的事，又不想付出辛苦，又想衣食无忧赚大钱，可能吗。
  小何姑娘表示不解：“按你这么说的话，沈阳市的男人要么收入平平，要么就都得成天往外想，看不见人，才能多赚钱？”我很难想象她会说出这种话，认真地告诉她，不光沈阳市，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有那种不用奔波也能靠头脑轻松赚钱的人，但我不是。人分三六九等，我还算是好的。最可怜的不是天天奔波才能赚到钱，而是天天奔波都赚不到钱的那种人。
  听了我的理论，小何不置可否，也没再说什么。其实我在心里已经对她开始否定，只是不知道怎么才能过父母那一关，尤其是老娘。在她眼中，男女条件相当，互相不是很讨厌就可以，什么共同语言，人家小何不是哑巴，表达能力也挺强的，你又不是什么艺术家，咋就聊不到一块去。
  两天后，我中午去佛牌店看望姐夫，发现店门紧闭上着锁。隔壁美术社大哥说，已经有两三天没营业了，可能是我姐夫有事吧。给他打去电话，姐夫没接，姐姐却给我回短信称两人在外地旅游，信号不好还有漫游费，回来再聊。
  我用钥匙打开店门，在店里站着看了半天。从两年前开这个店到现在，还是发生了不少值得回忆的事。比如王娇和孙喜财，比如可爱的少妇白梅，还有那个请佛牌的小偷。躺在里屋的床上，我双手枕着头，心想还是把这个门市给租出去吧，卖佛牌看来在沈阳这种普通居民的生活圈子还是行不通。坐拥几套房产，光吃租金，以后我的日子怎么也不会过得太差。但又在想，如果不当牌商，我能干什么呢？
  迷迷糊糊居然睡着了，被推门声惊醒，有顾客进来，但转了不到十秒钟就又出去，看来以为这里是装饰品店。看手机已经是两小时后，还有个未接来电，我这才想起已经把手机给改成震动。
  电话是从泰国打来的，号码是居住在泰国东南端边境某城市的一位黑衣师父的助手，那黑衣师父名叫阿赞育，是我在泰国为数不多、完全是自己认识的阿赞之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