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断桥走回酒店，我们在酒店内的餐厅中吃自助午餐，周会长问我和费大宝感觉如何，费大宝说：“嗯，不错，最起码能锻炼人的意志。”周会长高兴地说，你能这样想就太好了。费大宝说是啊，被那么多不认识人的骂得狗血喷头，还不能回击，还得面带微笑，这得多大的忍耐力。
  周会长的表情顿时凝固住，脸拉得很长，说：“很多人沉迷俗世，根本不知道信佛的好处，我们受点儿委屈算什么？刚才那些人当中，只要有一个从此开始信佛诵经，我们那些骂就没白挨，挨骂也是功德。”
  我心想，那当牌商也等于在修行了，因为我们经常被客户骂。
  下午两点钟，这队人马又前往西湖北侧的岳王庙方向，找了个离河岸很近的宽敞地方。这时我才看到，居然还有一百多人在这里等着，或坐或站，聊得挺开心的，周围横七竖八地停着二三十辆汽车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国政要路过，正在封路呢。
  经周会长介绍，这都是从全国各地齐聚杭州的善男信女。看到她来，这一百多人都围上来，周会长用电喇叭有序地指挥大家。这些人纷纷打开汽车后备箱，从里面取出很多特制的大旅行袋，不用说，里面全都是要放生的动物了。
  有专人负责给大家分组，基本是三五个人为一组，分配给一个大旅行袋，我和费大宝受到特殊待遇，跟周会长分配到一组。这几十组人拉开战线，足足占据了几百米长的河岸线，引得不少人驻足观看。
  我和费大宝打开旅行袋，里面有很多鱼，看起来有鲤鱼和草鱼等，个头都不小。在周会长的指挥下，我俩把袋里的鱼哗啦啦全都倒进湖里，看着这些鱼欢快地游走，我觉得这应该是在行善吧。那些放生的人当中，有老有少，有的手持佛珠，对着湖面念经，有的老人拿着点燃的佛香，不停地弯腰施礼，看上去很虔诚，两个人手持相机和DV不停地拍照录像。
  旁边有个中年男子走过来问：“你们这是在放生？”听口音像杭州本地人，费大宝骄傲地说是啊，中年男子说：“你知道你们放的是什么种类的鱼吗？”
  费大宝说不知道，就是鱼嘛，还分什么种类，鱼有水就行。中年男子说：“这是鱼塘里的鱼，是人工养殖的，在天然湖里根本就不能活。你们这是添乱，这些鱼很快就会死，沉在湖底慢慢腐烂，还能污染湖水。”
  “如果你不能理解，也请不要诋毁好吗？”周会长很气愤，两名参与的男子朝那中年男子瞪眼睛，那人灰溜溜地走了。
  放完鱼，我和费大宝就去看别人，发现还有放乌龟、泥鳅和金鱼的。我不懂生物学，但也隐隐觉得把这么多动物放进西湖里，似乎也不太合适。费大宝指着一处说：“田哥，那乌龟我认识！”走过去一看，好家伙，几个人手里各拿着一只大乌龟，背壳就像个小圆桌，全是尖刺，乌龟的脑袋很长，像老鹰似的还带尖，也缩不回壳里去，张着大嘴，嘴里全是尖牙。四个大爪子像小狗熊的熊掌似的，看起来很吓人。
  我问：“这是乌龟还是怪物？我的妈。”费大宝说这叫鳄龟，好像是从美国传过来的品种，他有个朋友家在苏州，后院有个大水池，里面就养了两只，这乌龟很凶，什么都吃，把池里的鱼全都吃光了，他家的狗夏天到水池里游泳，结果竟被两只鳄龟活活给咬死了。
  这番话听得我直发冷，连忙去问周会长。她笑着说：“它再凶也只是乌龟，又不是老虎，我们年年都来西湖放生这种乌龟，你听说过楼外楼的西湖醋鱼断货吗？”
  费大宝还想说什么，被周会长打断，说我们还要去效区的树林里再次放生，你们抓紧时间帮别人。我俩只好慢吞吞地过去，帮帮这个，看看那个，心里却不太情愿。
  西湖边的任务完成，我们这一百多人都坐进那二三十辆汽车内，就像婚礼车队似的，陆续开往北面。过国道到了东明山，大家似乎对路线很熟悉，一直开到山里。环境很好，旅游应该不错，大家把车停好，又从后备厢拿出五六个大旅行袋，周会长用喇叭喊着：“胆小怕蛇的不要参与，剩下的都过来。”
  提到蛇，我还是有些抵触的，虽然我自己也属蛇，但因为东北难得一见，所以也没怎么见过蛇。我远远站在旁边看着，那些人打开袋口，抖着袋底，一大团一大团的各色蛇类或掉或爬出来，在地上来回蠕动。
  这些蛇有灰有黑，有红还有黑白相间的。我看得头皮发麻，周会长走过来，微笑着问我俩怕不怕，费大宝说：“我从小就在乡村长大的，什么蛇没见过？那个绿的叫竹叶青，那个尾巴像锉刀似的就是响尾蛇了，都是毒蛇啊！这里不是深山老林，在近郊放毒蛇行吗？”
  周会长似乎怕人听到，四下看了看，平静地说：“毒蛇也不见得都咬人，它们有老鼠、麻雀什么的可以食用。再说古时候树林野外全是毒蛇，大家不也都习惯了。”我觉得这话实在是说不通，但周会长已经走去指挥别人放蛇。
  看着这些人忙活，费大宝和我走到汽车旁休息，他低声说：“田哥，怎么觉得这些人做的善事都有点儿别扭呢？”
  “何止别扭，”我拧开一瓶矿泉水喝，“我看简直就是偏激。堵在路上念佛经，在湖里放生大鳄龟，往树林中扔毒蛇，这叫什么事啊！”
  费大宝说：“我看这个周会长要么是个愚善的人，要么就是别有用心。”我说愚善还好解释，能别有什么用心？费大宝说做给别人看啊，不这么做哪里有人会投资。比如说这次活动，从打折机票到购买放生的动物，再到酒店住宿，每个人出的那点儿钱根本不够，肯定是有人捐款。
  我问：“这么做有什么意义？”费大宝笑着说，就像公司的年产值，只有产值越大，才能证明你有能力做这种事件，也能让投资人继续投钱。
  在杭州住了一晚，次日上午大家各自散去，我和周会长的那五十来人也乘飞机回到香港。周会长非常高兴，安排人立刻把资料整理好，尽快发给她。乘车回来的途中，周会长问我们俩此行的感觉如何，我说非常好，长了见识又积了功德。费大宝却问：“周会长，这次放生行动，有多少钱的赞助啊？”
  坐在前排的周会长侧头看了看他，说：“十三万港币，怎么？”费大宝笑着说周会长真厉害，算能拉到各种捐款。
  “香港有很多大善人，”周会长回答，“他们有钱有身份，有地位，但也经常拿出钱来捐款做善事，我们XX慈善会要做的，就是帮助他们把这些善款用到实处。”费大宝还要说什么，被我轻轻打了他大腿一下，示意别再问了。
  回到酒店，费大宝整理着包裹，我告诉以后跟客户在交流的时候，就算怀疑对方有什么不对劲，只要不影响合作，就别多问。费大宝说：“好吧，我就是看到那个周会长不太舒服。”我笑着说给钱就是舒服，管她做什么。
  晚上我和费大宝出去吃夜宵，喝酒的时候，给老谢打了个电话，问那五百个平安符的进度。话筒那边传来老谢气喘吁吁的声音：“田、田老弟呀，你就不要打搅我了，我正在、在加班工作呢。”